第一章 人口源流

根據考古發現,遠在公元前四千多年以前,縣內榆楚鄉馬南村、通遠鎮灰堆坡、馬家灣鄉米家崖即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。秦時,縣為京畿之地,隨著鄭國渠水利工程的修建,土地肥沃,生產發展,經濟繁榮,人口稠密。楚漢戰爭結束,關中一片殘破,資源豐富,民少地肥,漢高祖采納婁敬建議,遷六國貴族后裔入關中,高陵田姓,即是此時由齊地遷來,加之又修建了白渠水利工程,人口增殖很快。三國時,關中經濟又遭殘破,人煙稀少。曹魏年間(公元200～265),縣人張既為雍州刺史時,遷徙漢中、武都數萬戶漢人、氐人入關中和縣內。魏晉南北朝時期,社會動蕩,戰亂頻仍,百姓流離。晉室東遷之后,少數民族統治者相繼在長安建都,至少有匈奴、鮮卑、羯、氐、羌等5個少數民族移居縣內,與漢人雜處、通婚,形成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。

隋唐時期,統治者實行了一些恢復發展生產的政策,特別是鄭國渠、白渠灌溉工程的改造擴修,縣內生產發展,經濟復蘇,人口眾多。“安史之亂”使相當一些縣民流離異地,人口銳減。叛亂平息后,一些在平息叛亂中有功的回紇兵不愿回原籍,唐廷將500多戶安居在縣內涇、渭河兩岸和縣城地區。五代時,沙陀三姓(李存勖、石敬瑭、劉知遠)相繼建國,大批沙陀族人移居關內,同漢人雜處,縣內種族結構發生新的變化。

宋太祖統一后的一段時間,戰事稍息,國內和平,獎勵農業,課民種樹,同時又復修了廢毀的鄭白渠,生產發展,人口逐漸增殖。隨后因宋、金、元戰亂不息,喬氏、吳氏、馬氏、樊氏、呂氏、裴氏等家族自山西遷居高陵避難,人口增加。

在蒙古攻金的殘酷戰亂時期,涇河水利失修,災害頻頻發生,縣民傷亡慘重、逃徙甚多。明朝建立后,除采用“恢復生產,扶植工商,簡約稅款”的政策外,還實行對邊遠地區移民的政策,又有商氏、任氏、李氏、王氏、趙氏等家族自山西洪洞徙居縣境。明弘治三年(1490),人口為39247人。明中葉以后,土地兼并,賦稅加重,災荒連年,特別是萬歷十年( 1582)、二十九年(1601)、崇禎十四年(1641)三次嚴重災害,曾使縣內草木皆盡,人相食,村空無煙。

清康熙五十一年(1712),推行“滋生人丁,永不加賦”的政策,使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統治時期,農業生產得到顯著的恢復和發展,刺激人口不斷增長。道光三年( 1823),高陵人口達7萬多人,為歷史最高峰。后由于清廷推行民族壓迫、民族分裂政策,民族矛盾激化,導致同治元年(1862)關中回民起義,回漢相互誤殺,兵民死傷慘重,縣民徙入外地,全部回民隨軍西遷。同治三年(1864),縣內人口減至32192人,大片土地荒蕪,村落無人。縣署曾接收大批湖北、甘肅等地移民。

清朝末期,由于地主階級的殘酷壓迫,加之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,清廷喪權辱國,割地賠款,廣大人民處于極端貧窮困苦的深淵。涇河水利幾乎廢棄,而賦稅卻有增無減。光緒三年(1877)六月,大雨如注,平地水深三尺,田苗盡沒。自七月到第二年六月不雨,冬無宿麥。餓斃男婦三千有余,逃徙無計。光緒六年(1880),人口減至29187人。災難過后,一些縣民又重返故里,荒蕪土地上又徙居一批湖北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安徽等地的貧苦農民,人口數量逐漸恢復。

辛亥革命,推翻了清廷,西安城內的皇族后裔,逃匿縣內,與漢人雜處、通婚。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(1928～1930),3年大旱,疫病流行,谷麥失種,哀鴻遍野,餓殍載道,流亡9075人,餓斃6344人,人口減少將近三分之一。二十一年(1932),涇惠渠建成,生產恢復,民歸故里。抗日戰爭時期,敵占區和黃泛區的大批災民游乞、留居縣內。至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,縣內人口為79164人。縣人中,既有上古先民世代相承的土著,又有民族融合及五湖四海遷徙定居的移民,是一個以漢族為主,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