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家村

位于耿鎮轄境東北部。東、南兩面與虎家村為鄰，西、北兩面與耿鎮、耿北兩村相接，北與張卜鎮張卜村、東與張卜鎮南郭村隔渭河相望，西南與灞橋區新合鄉馬寨村相連。村委會駐李家莊，在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1.8公里處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，周家村由幾個零落的小村子組成。1958年為周家大隊，以當時大隊部駐地周家莊之簡稱周家而得名，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更名為“紅旗大隊”。1972年復名周家大隊。1984年10月改建為周家村委會。轄李家莊、馬坊灘、程家莊、鄔家莊、曹家莊、蔣家莊、周家莊、白家嘴8個自然村，9個村民小組。1984年有476戶，2160人。2011年有665戶，2648人。耕地2860畝，全可井灌。主產小麥、玉米等。糧食作物種植面積373公頃，總產2383噸。該村姓氏較多，主要有劉、周、張、彭、金等。

李家莊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1.9公里處。據談，清中葉即有此村，以村民姓氏得名。清光緒七年（1881）《高陵縣續志》始記有此村名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李家莊”。

馬坊灘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約1.75公里處。南與灞橋區新合街辦馬坊村相鄰。據談，村建于清末，村民原居馬坊村（今屬灞橋區新合街辦），又因地處渭河灘上，故名。原屬西安市，1953年調整插花地時始劃入本縣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馬坊灘”。

程家莊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1.93公里處。據談，1955年以村民姓氏得名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程家莊”。

鄔家莊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1.93公里處，北臨渭河。據談，清末建村，以村民姓氏得名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鄔家莊”。

曹家莊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2.15公里處，北臨渭河。據談，清末建村，以村民姓氏得名。民國30年（1941）《高陵縣區保總圖》始記有此村名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曹家莊”。

蔣家莊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1.63公里處。據談，清末建村，時為蔣姓所居，故名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蔣家莊”。

周家莊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偏北約1.35公里處。據談，以村民姓氏得名。原來村民居住分散，1956年始聚合為今之狀況。民國30年（1941）《高陵縣區保總圖》始記有此村名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周家莊”。

白家嘴，位于鎮政府駐地東約1.3公里處。南接灞橋區新合街辦馬坊村。據談，清代即有此村，原為回族居民聚居點。村處地形延伸突出，形狀如嘴，遂結合村民姓氏得名白家嘴。清雍正十年（1732）《高陵縣志》記作“東白家村”、“西白家村”兩村。清光緒七年（1881）《高陵縣續志》所載與今名相同。《高陵縣志》（2000）記為“白家嘴”。唐東渭橋遺址就在村西南約300米處，還有東渭橋糧倉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，人們經常說這樣一句話：“下了漕渠坡，全是玉米窩，想吃改樣飯，玉米面打攪團”就是當時村民生活的真實寫照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群眾生活逐步提高。改革開放后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，家家戶戶有了自己的地。首先解決了溫飽問題。隨著惠農、支農政策的實施，農業配套設施不斷完善，機械化、科學化、現代化種植的程度越來越高，剩余的勞動力開始做生意。年輕力壯的人從事收雞、販菜等。開始經常步行去賣雞蛋、賣菜。后用自行車代步，發展到摩托車、三輪車。有些人已經開上私家小轎車。養雞業和蔬菜業逐漸走向產、供、銷一條龍服務。2007年加大基礎設施建設，村中道路全部實行硬化、亮化、綠化，已通過省市新農村建設驗收。主導產業是胡蘿卜，現種植面積已達千余畝（農經比已達3:7），加工洗蘿卜場地已有6家，正在籌建的還有4家。胡蘿卜這一主導產業不僅拓寬了群眾致富途徑，還引來外地客商，轉移了剩余勞動力。一個普通婦女裝蘿卜能拿到40—50元的日工資，月收入達900多元。近年來，村上還引進了蒙金調味廠、河灘沙石場。

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，人們生活質量也大有改觀。電器化已經比較普遍，家中有冰箱、彩電、空調。電磁爐、電磁壺、電磁鍋比比皆是。農閑時參加自樂班，春節時扭扭秧歌，敲鑼打鼓。早上起來，老年人有跑步的、做操的。2007年村上修了健身廣場以后，早晚鍛煉的人更多了。大家在一塊談談保健常識和自己的體會，還可以到圖書室借閱一些書籍、雜志來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。

2003年至2005年，周家村黨支部被縣委評為先進單位，授予“縣級文明村”稱號。2008年創建了市級文明村。

唐東渭橋遺址 該遺址位于白家嘴村西南約300米處。1967年當地群眾挖沙取石時，發現了沉睡千年的唐東渭橋碑。據史載，秦、漢、唐時期，渭河上曾架設三座橋梁，歷史上統稱渭河三橋：其一是東渭橋，其二是西渭橋，其三是中渭橋。東渭橋在耿鎮東二里許。漢高祖或漢景帝五年（前152），為從長安通往櫟陽而建。據發掘，該遺址面積2萬平方米，為木樁木梁橋，南北方向，全長548.8米，寬11米，木樁22排418根，石砌分水金剛墻4座。橋南端石鋪道路160米，殘寬約1220米。唐東渭橋碑則立于橋南東側。

在唐代，東渭橋在軍事、政治、經濟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當時通往東方，除東出函谷關外，東渭橋便是從長安城通往黃河渡口蒲津關的必經之地，是長安城的咽喉。

唐代宗時，回訖和吐蕃自涇川、彬縣、鳳翔發幾路進犯長安。永泰元年（765）八月，代宗命李忠臣屯兵東渭橋扼守長安。德宗朝建中四年（783）朱泚叛亂，占據長安，登宣政殿自稱大“秦”皇帝。唐德宗出奔奉天（今乾縣）避難。劉德信在汝州（今澡河南臨汝縣）聞訊赴援，屯兵于東渭橋。第二年李晟自河北定州、易州經代州過蒲津關，屯兵東渭橋，與駐奉天的混瑊部隊相互接應，攻入長安，平息朱泚之亂。僖宗廣明元年（880年），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入長安。為了鞏固后方，第一件事就是派大將朱溫屯兵東渭橋。可以說東渭橋的得失，關系著唐長安城的安危，向為兵家必爭之地。

作為中日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，唐東渭橋已被載入史冊。唐文宗朝，即日本平安時代，著名的入唐八家之一靖益僧圓仁，于公元838年與其弟子隨第十八次遣唐使藤原常嗣入唐，就是從東渭橋進入長安城的。圓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一書中寫道：“南行三十里到京兆府櫟陽縣，……南行三十五里到高陵縣渭橋。水闊一里許，橋闊亦爾。”

1986年日本香川縣知事公室長松本昭雄先生，曾到唐東渭橋遺址進行考察。1989年9月，以野田為團長的財田町議會代表團，也來此考察。為了架設中日友誼的橋梁，1989年，值日本賴戶大橋通車之際，西安市政府赴日本代表團曾將唐東渭橋遺址出土的東渭橋碑記、木樁、鐵栓板、鐵釘等文物帶去展覽。1997年，應日本有關方面的請求，這些出土文物再次赴日展出，引起日本專家、學者的極大關注。近年來，唐東渭橋碑先后兩次赴日本展出，足見其彌足珍貴，此碑為國家重點文物，現收藏于高陵縣文化館。

東渭橋倉 約在今高陵縣耿鎮蒜劉村東南方向。是唐朝設在東渭橋附近的糧倉，由于位置在唐長安城以北，故又稱北倉。是關東各地漕糧通過渭水或漕渠抵達長安后輸納太倉的中轉倉庫。建于唐高宗咸享三年（672），由監察御史王師順奏請而置。管理該倉的官吏和太倉署同屬司農寺領導，長官為東渭橋給納史。

據相關史料記載，唐貞元初，東南一帶的糧由船運到長安，“輸東渭橋太倉米至，凡百三十萬擔”。倉儲最多時可達六百多萬石。